|
龐玉志
主流的悲觀論調宣稱情況正在越變越糟,但他們已經這么說了整整兩百年。
20世紀60年代人口爆炸和全球饑荒令人憂心忡忡,70年代對資源枯竭的擔憂之聲甚囂塵上,80年代酸雨來了,90年代輪到瘟疫。21世紀初,全世界為全球變暖集體焦慮。可是,這些恐慌(除了最后一個)全都來了又走了。人類只是運氣太好嗎?
再看看實際情況。食品供給、收入和人均壽命步步走高,疾病、兒童死亡率和暴力事件輪番下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確實變得更便宜了:繼亞洲擺脫貧困之后,非洲也跟上了它的腳步;互聯網、手機和集裝箱運輸前所未有地豐富了人們的生活。生活實際上越變越好,全球皆然。
這本大膽的書涵蓋了人類的整個歷史,從石器時代說到互聯網,從舊制度的積重難返講到蒸汽機的發明,從新近的人口爆炸談到氣候變化可能的后果。天災人禍固然必不可免,但多虧了人類發明創造的無窮能力,21世紀必將實現巨大的經濟繁榮。
該書不光闡述了情況怎樣越變越好,還解釋了原因。繁榮來自人人為人人效力。始于十多萬年前的交換和專業分工習慣,創造出了加速改善人類生活水平的集體大腦。
作者馬特·里德利,著名科普作家、牛津大學動物學博士,曾任《經濟學人》專欄編輯。著有多部獲獎作品,包括《人類基因組》、《靈敏基因》、《紅色皇后》等。目前居住在英國。
這應該是我在2012年到來之前寫的最后一篇文章。
2012,世界末日,想想都讓人……讓人什么呢?我覺得,是讓人興奮。是的,興奮。人類似乎對末日總有一種偏愛。幾千年來,“人類的災難即將到來”的說法層出不窮,無數的人在想、在說、在聽、在說關于災難來臨的問題,而所有的人在談到這個話題的時候都處于一種興奮狀態。這種興奮狀態來自于兩個方面,從積極面說,對于災難來臨的興奮狀態可以讓人們更警覺,警覺自然就會興奮;而從消極面來說,人們對現實不滿,尤其是對某種不公平不滿,于是就寄希望于末日來摧毀這個讓人不滿意的世界。
對末日論的偏愛是某種人性所致,同樣,對現實的不滿更是一種人性。偏愛末日可能只包括一部分人,但是對現實的不滿可能就是所有人的共性。正如《理性樂觀派》這本書里所說,幾乎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鄙視下一代人同時又拼命地懷念過去。我認為實際上,對下一代不抱希望是因為下一代比我們過得更好,所以我們就會認為他們根本就吃不了我們所吃的那種苦,然而前提是他們是不是一定需要把我們吃過的苦再吃一遍?而懷舊情節其實更荒謬,看看我們都懷念些什么吧:我父親那代人懷念一年只吃一頓餃子的滿足感,而我們這代人則懷念五分錢一根的冰棍。其實這種懷舊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活太容易滿足我們的欲望,而滿足頻率的增加會讓我們覺得滿足程度在下降。說到底,這種情緒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吃飽撐的!
吃飽的人同樣會產生悲觀主義,甚至會更強。這一點叔本華就已經論述過。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你現在的生活和你十年前的愿望差了多少,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會發現其實現在過的就是十年前最想要的那種生活,然而我們卻比十年前還要抱怨也更悲觀。
這里需要說的是,我本人并不反對悲觀主義,甚至還是悲觀主義的支持者。人類是通過千難萬險才走到今天的,悲觀主義從人類還在樹上的時候就在提醒我們規避風險。然而就如同《理性樂觀派》的作者馬特·里德利宣揚自己是一個“理性”樂觀派一樣,如果做一個悲觀主義者也應該做一個“理性”的悲觀主義者。
然而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都處于一種非理性的悲觀主義當中,這種非理性主要有兩種表現,一是因噎廢食,二是全盤否定。
因噎廢食,主要表現在發展上。國際上不希望中國發展、不希望中國人民富裕的想法或公開或隱秘,隨處可見。公開的還好說,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證偽,比如曾經轟動世界的《誰來養活中國》,現在就淪為一個笑話;而隱秘的不僅很難反駁,甚至還會批著一層“為全人類著想”的彩色外衣,比如所謂的“碳排放”。
我生活在中國東北,到了冬天奇冷,我坐在床上用筆記本電腦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室外的溫度是-28℃,如果東北不燒煤取暖(空調所用的電也是燒煤的),我真不能想像我們會有怎樣的生活,燒木柴?更環保?或者就像《理性樂觀派》里所說的那樣:“倘若農村因為無法使用化石燃料供應的電力,令孩子死于室內煙塵,這跟孩子死于氣候變化帶來的洪災又有什么區別呢?兩者同樣是悲劇。”同樣是悲劇,就像餓死和噎死,但是餓死是不是比噎死更殘忍些呢?
全盤否定也是非理性悲觀主義里的有生力量。這種悲觀主義更多的是以一種懷舊的面目出現的。今天稍有不如意就想退回到過去。然而這種想法其實不過是心理學意義上的記憶錯覺。我們的記憶篩選了很多瑣碎的東西,留下來的精華就變得異常美好。然而,你真的愿意回到過去嗎?至少我是不愿意,我甚至都不愿意回到一年前的今天,那時候我還沒有筆記本電腦,寫作相對來說是一件苦差。
所以說,悲觀主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這種非理性的悲觀主義。反過來看,如果能夠在理性的基礎上變成樂觀主義就更好。《理性樂觀派》的基礎就是“理性”,這種理性并非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科學。作者用一種科學的方法講述了人類的經濟進步史,并且在這科學的基礎上得出了樂觀的結論。
實際上,作者的理性樂觀概括起來可以濃縮為一個時髦的詞共享。這種共享從生活必須品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的網絡資源。也正是人類懂得共享,才會進步如此之神速。而也正是因為人類懂得共享,所以人類的前景就應該是越來越樂觀而不是相反。因為共享帶來了人類的進步,所以所有共享的敵人都是人類進步的敵人,比如大政府,比如大企業,比如不明的產權。當然也包括非理性的悲觀主義。假如我們都放下成見,沖破所有共享的阻撓,憑借人類整體的智慧,即使是有理由的悲觀論調仍然可以迎刃而解,更何況是非理性的悲觀主義呢?
2012的末日論只不過是一部戲劇。我們今天悲觀的預言還是會被我們的后代嘲笑,就像我們現在嘲笑上個世紀初對科學已經走到盡頭的預言一樣。
這個時代,其實真的很美好,我們應該感到滿足,踏實地活在現在,更應該相信未來,并為未來喝彩。